阿Q周刊

首先感谢大家对《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的厚爱。对很多朋友的溢美之词惴惴不安，深恐偏颇之嫌的观点误导大家；对犀利斥责或善意批评，我会洗耳恭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实的历史往往是争论中浮出水面的，反对或拥护，只要发自对民族历史的敬意，就是一件好事，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出息的必要条件。

其实上文的立意不新鲜，早几十年的胡适之、钱穆近些年的何新都反对“中国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论断的，也有相应的著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拜读。我是在这些大师的基础上加上借鉴近些年社会形态的研究成果草成此文的，如上文有可取之处，不敢贪功，在此感谢诸位学者和学人同辈。

《不是封建社会》本是一部书的提纲，但是考证工作太繁杂，力有不逮，只好把提纲修改后发布在这里；所以行文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想写成逻辑严谨的论文。写论文既不是我的风格也非能力所长，其行文更类似随笔，一个不需要承担太多科学意义的体裁。有的朋友认为此文证据不足，然也。该文立意的依据只是逻辑推理和历史事件本身的叙述，如果对历史了解深刻，更容易理解文脉和思路。但是历史观点尤其是属于另类的观点没有充分依据是难以“立言”的，希望以后能弥补这个缺憾。至于有朋友疑问本文目的，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对历史唯物论的否定，引发大家对历史的反思，进而抽丝剥茧，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下面是上篇文字的未尽之言和其他学者的考证结果，望大家指正。

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个方法论，几十年来被教条化、标准化、意识形态化，武断地拒绝了其他声音，这个状态本身就错了。即便历史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也不应该封锁其他观点，何况怎么会有绝对真理呢？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通过观察熟悉的欧洲历史研究出来的理论，这个理论如果适用于中国，中国就会产生与欧洲殊途同归的土壤，然现实并非如此。中国独特的人文文化与欧洲差别明显，社会形态也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这不是马克思的错误也不是唯物主义的错误，而是把唯物主义绝对化、神圣化的学者们犯了错误。如果任这个错误继续下去，“民族复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基础就是海市蜃楼，中国文化也难以发扬光大。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封建社会”的字眼越来越少，很多论述已经开始自觉回避。

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中国就没有剥削和压迫，也不等于中国农民与地主就没有矛盾，但是这些冲突未必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与地主多数时间可以和平共处不等于中国农民就普遍富裕。用现代标准衡量，不用说农民就是地主甚至是大地主有几人能达到今天富有阶层的水平？同样，帝制社会时期即便是康乾盛世的温饱型农民在今天看来也只是维持了基本的生存权而已。按清代的地方史志比如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洛阳县志》，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等记载，农民每年劳动成果大体60%—80%左右用于食物支出。这个标准与现代社会的恩格尔系数相差甚远，按今天的恩格尔系数衡量，食物支出如果超过收入的59%就是绝对贫困了。但是中国帝制社会刚好相反，越富裕，食物支出的比重越大。清乾隆年间的江南富庶地区食物支出比例甚至达到收入的80%。中国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贫穷的时候吃糠咽菜，富裕的时候就喝酒吃肉了。所以我们不能单凭一个理论和方法就认定中国农民是贫穷或富裕。再引用其他学者根据清末的土地契约整理出来的资料，看一看我们眼中的地主与佃农。

单位：亩，两
               田骨                                        田皮
           契约数   亩数    总银价    亩价           契约数 亩数 总银价   亩价
道光年间 8        14.7    187.2     12.8          17    38.1  440.3    14.27
咸丰年间 4         9.6      89.4       9.29           6    13.1  140.6    10.89      

上表中的“田骨”又称“田底”指的是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归土地的所有者即地主；“田皮”又称“田面”，指的是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支配权归租赁者，即所谓的佃农。如表所示，佃农掌握的生产资料价值显然超过了地主。这既是市场的作用又是风险和收益的结果，属于社会分工协作。在道光后的年代里，掌握田面的佃农要成为地主是容易实现的，只要他把手里的租赁权转让出去，其收益完全可以买下“田骨”。

除了佃农以外，还有一种更低级的农民即长工或短工，这些人完全凭力气吃饭，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是马克思眼里的“无产阶级”。这个阶层是清中期后土地紧张和土地大量兼并后的产物，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他们的生活水平更能体现社会状态。这里引用魏金玉教授根据清初《补农书》的研究结果：

长工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石五斗，平价五两五钱。副食按为主食的1．2626倍计算，工钱部分占29％，工食部分占71％。又陶煦在《租核》中说，江南长工工价，多或七八石，少或五石，再少者不能耕十亩者也。他又与《补农书》作比较说，今工银稍增，亦以米计，岁六石。按照他的说法，一般长工年工资约米五石或六石，技能较高的可达七八石，技能低者在五石以下。乾隆十七年前后，浙江汤溪县谢起常雇乔嵩种田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据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所记萧山乾隆十七年前后米价推算，石米约合银一两一钱左右。则八两二钱工价，约合米七石左右。这说明年工资七八石米的工价，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意味着一个农活熟练的长工可以养活一个成年家属。

这是中国最底层阶级的生活记录。如果再根据道光年间的传教士“无一乞丐”的感慨，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清中后期中国的温饱型社会形态。虽然已经远离“天堂中的天堂”，至少也不是“人间的地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历史研究就出现了重视社会形态和民生的倾向，限于资料匮乏，明朝以前的研究进展不大，但是明清两朝成果显著。从公开发表的论文看，即使清覆灭前期，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富庶地区也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人吃人”社会。从大量的地租契约、地方史志的记载中，难以找到王朝倾覆的迹象。

对这样的研究成果，我也很难理解。但是想一想共和国五、六十年代的农民状态，就找到了理解的办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比晚清又增加了两到三亿，但是农耕水平并没有本质提高，土地国有化的生产关系比土地私有化更矛盾，户籍制度的限制也不如清王朝自由，所以清晚期农民的实际收入不应该低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秦以后中国社会形态总体上看，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人文关系都宽容平和，中国社会因此四平八稳，阶级差别、阶级矛盾不突出。这个结论对经历了几十年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中国人而言，难以一下子接受。我们可以用阶级定义类比西方的办法，来理解秦以后的中国。根据列宁对阶级的定义，阶级斗争往往随生产力发展而激化，生产力越发展，掌握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与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多数人就会发生武力冲突，这个理论对今天的西方世界海适用吗？同理，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与中世纪的西方相差甚远，反而更类似今天的西方社会，今天的美国宣扬的是民主自由，昨天的中国追求天人合一；今天美国要维持世界秩序，昨天的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人向皇帝磕头，美国人向基督祈祷。至于生产资料中国两千多年间几乎都是实行私有制，其中最重要的土地更是如此，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与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本质区别，也比今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先进。

有时候我常常天真地以为，假如抛开政治喧嚣，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其实是皇帝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的西方除了物质条件外，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缩影。这个社会形态本没有什么阶级差别。而且今天的西方和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规律：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公平和清明的社会秩序。满足了这个条件，中国或是西方就实现了盛世，偏离越远，这个国家和王朝坍塌的命运就越清晰。

整理书架时候，几件旧物引发了感慨，几张妻子满月时候的画像，上世纪文化革命前夕岳母大人的作品；几套民国政府蹒跚学步时由上海图书馆出版的石刻本连环画，其中钱病鹤绘制的四卷本《武林丛画》当时定价大洋一元六角，据说涨到三万多元了。又看到了那套像《圣经》一样开本和装祯的活字印刷的《红楼梦》，翻开扉页，赫然一个声明：本书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其中“。”表示了一句话结束，“ ，”表示一句话没有说完......

看到这里，我哑然失笑，不足百年的时间已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怎样的心态，朝气蓬勃或是沮丧彷徨？爷爷没有告诉我这些，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语气平和，仿佛一个旁观者。

每当想起爷爷那时的年轻人，常常是一袭长袍夹着书本，脚步匆匆地穿过街道，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身后咣当当地驶过去......这些影像总是灰蒙蒙的，唯一的亮色是他们脖子上雪白的围巾。我常常疑问，一生坎坷的祖辈们幸福吗？

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余华曾转述贺拉斯的警言：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不仅如此，即使在他葬礼后，幸福也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后来人赏赐的。正如婚姻对鞋子的比喻，幸福也是一样。在后人眼里，上世纪初的年轻人是炼狱中挣扎的生灵。其实未必，或许当事人心中，过山车一样的跌宕起伏是一个幸运的期遇，经历丰富、波澜壮阔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

这，也是幸福的标准。

全世界都明白，核武器的作用就是威慑力。对方越强大，威慑力就越大。所以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弹道导弹哪怕砸死美国一头牛，也会把美国人吓得屁滚尿流。与美国相比，日本人更恐怖核战争，因为列岛的地域特点，连一个波次的核打击都无法承受。

中国却多次向世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意味着我们把核武器原本最重要的东西给卸掉了，等于告诉人家，我们的核导弹其实没有核弹头。

子弹如果没有弹头，打不死人，演习用；导弹没有弹头，也打不廊耍彩茄菹坝谩?996年台湾大选，我们向台湾方向发射了一些这样的导弹，没有弹头的消息被提前泄露了，于是选票都跑到了阿扁名下，我们演砸了。

1996年是不小心泄密，现在我们却是公开告诉人家。于是日本很猖狂。如果中国导弹有弹头、有核弹头，他还能猖狂吗？

上面这些话是戏说是演绎，大家不要较真，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事实，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除了让敌人放心外，或许只能赢得一个“中国人善良”的虚无名声，是作茧自缚。理由明摆着，对实力不如自己的国家，比如印度，我们没这个承诺人家也知道你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常规武器就够了，印度也没有傻冒到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程度，除非想一次性计划生育，所以中国核武器失去了一个使用机会；对实力强过自己的国家，比如美国，人家更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想第二次建国，中国核武器又失去了一个机会。看来中国的核武器只能用于反击具有核能力的恐怖份子了，可惜恐怖份子没有原子弹，即便有，人家还留着给美国佬呢。这意味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事实上等于永远不使用核武器。美国人很高兴，中国人，爷们！日本人更高兴，中国人，大傻冒！除了有敌意的国家外，不会有人拿我们的承诺当回事，中国的核武器和“中国威胁论”不沾边，周边小国对核武器的害怕程度远没有超过一艘驱逐舰。别像祥林嫂似的，见谁都念叨：“我们郑重承诺．．．．．．”

中国到了放弃承诺的时候，告诉那些屡屡侵犯我们利益的国家，中国的核武器已经准备好了。或许你说我这是核讹诈，确实，你说的对，不过这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手段，尤其是我们面对强敌，实力不济的时候。一个例子就明白了，朝鲜战争时中国如果有这个“核讹诈”的能力，我们还能付出几十万年轻的生命吗？下一次的六方会谈是放弃承诺的好机会。先做好北韩的同志的工作，把禁止日本开发核武器的要求写到北韩放弃核立场的条件中。然后中国借机宣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件。这句话我替外交部想好了：“中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反对日本研发核武器，否则中国保留武力干涉包括使用核打击的权力。”

如果觉得反反复复有损面子，偷偷告诉日本人也行。

总之，核威慑力是今后一个时期保证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手段，我们必须为中国的核武器松绑。希望前不久外交部长的“绝不首先”是最后一次絮叨。

说起我们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为民族创造的璀璨文明而骄傲，如果说到皇帝，相信没有多少人喜欢和崇拜，反而不少人认为皇帝是丑陋的代名词，是万恶之源。在这些人眼中，中国历史成了伟大文明和丑陋皇帝结合的怪胎。这是历史的事实吗，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秦朝以后是什么制度？中央集权制，用郭沫若等历史唯物主义学者的话就是皇帝独裁制度，既然是独裁，那么中国文明不论是光明还是黑暗，皇帝都应该是第一责任人，怎么可以把“光明”拿走，把“黑暗”留给他们！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对思想家比如孔孟，不少人也是如皇帝一样的看法。与中国不同，美国是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世界，所以即便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美国人还是把最耀眼的光环赋予给了总统，美国历史成为拉什摩尔山上的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个人传记。如此“狂热”的个人崇拜，发生在一个民主制度国家，而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刘亚洲将军是我尊敬的军人和作家，虽然他的作品读的不多，但是最近几篇广为争议的文章还是引起我的兴趣。其中很多观点以及战略预测我有不同的看法，他引用的数据也存在些许谬误。但是做为高级将领，其浓郁的民族忧患意识让人肃然钦佩。

中国这个遭受了二百年屈辱后开始振兴并取得斐然成绩的国家，忧患意识难能可贵，对军方更是如此。如果非要比较忧患意识和优越意识的优劣，前者当然更可取。虽然优越意识也需要战略部署，但是忧患意识往往更体现战略思想高瞻远瞩。但是我不同意刘将军关于中国缺少战略思想的结论。我甚至认为中国比美国更重视战略，中国比美国也看得更远。战略思想与战争是孪生子，后者是前者的土壤，正如刘将军所言，中国历史留下了很多兵书，但是刘将军忽视了中国兵书中大量论述的战略内容，难道“远交近攻”仅仅是战术？“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战争方法？毛泽东勒紧裤带研制出“两弹一星”不是高瞻远瞩？“联美抗苏”不是战略？邓小平的“中国政策五十年不变”以尽“韬光养晦、埋头建设”是权益之计？美国的全球战略固然是远见，但更多的是维持今天的霸权，是惯性使然，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拥有美国现在的实力，都会这样部署，都会这样考虑今后；当然我不否定中国今天的战略很大成分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们不能怀疑中华民族的抱负感、责任感甚至牺牲精神，不能怀疑中国战略的深邃目光和伟大目标，除了中国我实在看不出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改变世界、能够改变美国的惯性。

从现在到2015年前，中国经济依旧可以快速增长，按美国人的算法，中国将在2015年以前的十年间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此后速度开始放缓，不过仍有可能在2025年到2041年期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中国人自己的算法，中国经济2025年超日本，2050年时超过美国。无论哪个算法，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和平。中国的和平愿望不用怀疑，这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但是，当今世界代表霸权势力的美日集团能够放任中国顺利崛起吗？能够坐视中国和平统一吗？能够甘心中国领导亚洲甚至领导世界吗？所以决定中国能否在共和国百年华诞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己，还取决于日其他强势国家。

当今世界有五大势力：美日俄印和欧盟。五大势力对华关系可分成三种类型。美日集团是遏制中国的竞争势力，也是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的势力，他们既不希望中国强大也不愿看到中国一团糟糕，最理想的模式是中国变成现在的印度；欧盟是中国协调与合作的势力，也是世界最广泛、最有代表性的势力，他们乐于见到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来抗衡日益粗暴的美国，同时他们也担心纳粹帝国在东方复活；俄罗斯、印度对中国属于合作的竞争势力，同中国一样，国内问题才是两国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既无心也无力干预中国，对中国崛起，他们唯一担心是既得利益和中国强大后对他们战略空间的影响，在目前美国强势的形势下，两国需要与中国更密切合作。

钱先生对历朝历代之评判标准有三，一为政治，二为思想，三为经济。我以为大致不错，独缺“军力”一项，否则难达“民富国强”之大成。补上“军力”后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对各朝代优劣、盛衰一目了然，对历史人物的审视也有了简明方略。

政治即政治制度建设今天谓之政治文明建设，可从三方面考量，一看政府管理效率，二看官员清浊，三看民众自由程度。思想即所谓精神文明建设，考核内容既要分析皇权思想宽容还是专制也应审度社会各阶层、各学术流派之思潮是百花齐放还是唯我独尊，更要分析民众精神状态是安定团结还是人心向背。经济即所谓物质文明建设，从人口数量、国库积蓄、贸易状态以及税收制度可窥大概。军力则不能简单以数量和质量衡量，还要视其管理制度以及供给制度。以上四条标准均及格以上之朝代谓之盛世，其领导者必为伟人，自始皇帝起两千余年，寡也。

国古代历来追求对内“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外“昭文德以来之”，体现了内敛和平的人文思想以及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如此，中国秦以下各朝代的政治结构是压迫、剥削为特征的封建制度吗？

钱穆先生是鲜明反对“中国自秦以下属封建制度”这一结论的，并创造性提出“郡县制度”这一概念。他认为秦实行郡县制度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已经结束，中国除皇帝外，人人平等，国家的管理权归入“士大夫”的手里，何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是套用西方概念的，是不适合中国历史的，如果非要找一个合适名词，应该是“郡县制度”。

搜狐的BBS上新发表了一个提议废弃儒学的帖子，文章用词之犀利，逻辑之严谨，论据之充分，在此论坛上无人出其右。时光若倒退回“批林批孔”年代，此文刊登到“人民日报”上绰绰有余，说不定作者成为姚文元第二，可惜晚生了几十年。

以这篇帖子的题目分析，作者“废弃儒学”目的是复兴国学。国学除儒学之外，还有多少精华？作者没有具体说明，我等寡学之人原本以为儒学乃国学之精粹，就如同中华文明与亚洲文明关系，前者若被废弃，后者仅是一副皮囊。原来并非如此，小子长了见识。其二，作者“废弃儒学”的概念不符合当前社会思想和行为实际。中国有多少人以儒学为行为准则？为理想目标？除了“学而优则仕”，中国社会还有哪些行为符合儒学标准？舆论界也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指责儒学腐朽、中庸、懒惰得过且过影响了中国进步。在这些人眼里，中国今天的种种弊端都是儒学思想造成的。其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形态与儒学倡导的境界已经谬之千里。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摧残，儒学大厦早已化为废墟，作者等人还要怎样废弃？若把题目改为“踏上亿万只脚，让儒学永不得翻身”大概更符合作者用意和社会现状。其三，儒学固然有迂腐陈旧之一面，而汉武帝之后的统治者将本来学术思想的儒学升级为意识形态是出于统治人民之需要也是证据确凿。哪个阶级不需要统治思想？无产阶级不需要？资本主义不需要？不能因为某种思想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就否定其价值，否则人类还有多少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