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周刊

整理书架时候，几件旧物引发了感慨，几张妻子满月时候的画像，上世纪文化革命前夕岳母大人的作品；几套民国政府蹒跚学步时由上海图书馆出版的石刻本连环画，其中钱病鹤绘制的四卷本《武林丛画》当时定价大洋一元六角，据说涨到三万多元了。又看到了那套像《圣经》一样开本和装祯的活字印刷的《红楼梦》，翻开扉页，赫然一个声明：本书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其中“。”表示了一句话结束，“ ，”表示一句话没有说完......

看到这里，我哑然失笑，不足百年的时间已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怎样的心态，朝气蓬勃或是沮丧彷徨？爷爷没有告诉我这些，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语气平和，仿佛一个旁观者。

每当想起爷爷那时的年轻人，常常是一袭长袍夹着书本，脚步匆匆地穿过街道，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身后咣当当地驶过去......这些影像总是灰蒙蒙的，唯一的亮色是他们脖子上雪白的围巾。我常常疑问，一生坎坷的祖辈们幸福吗？

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余华曾转述贺拉斯的警言：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不仅如此，即使在他葬礼后，幸福也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后来人赏赐的。正如婚姻对鞋子的比喻，幸福也是一样。在后人眼里，上世纪初的年轻人是炼狱中挣扎的生灵。其实未必，或许当事人心中，过山车一样的跌宕起伏是一个幸运的期遇，经历丰富、波澜壮阔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

这，也是幸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