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周刊

国古代历来追求对内“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外“昭文德以来之”，体现了内敛和平的人文思想以及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如此，中国秦以下各朝代的政治结构是压迫、剥削为特征的封建制度吗？

钱穆先生是鲜明反对“中国自秦以下属封建制度”这一结论的，并创造性提出“郡县制度”这一概念。他认为秦实行郡县制度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已经结束，中国除皇帝外，人人平等，国家的管理权归入“士大夫”的手里，何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是套用西方概念的，是不适合中国历史的，如果非要找一个合适名词，应该是“郡县制度”。

这个阐述不新鲜，民国初很多学者有共同观点，钱穆对头——胡适是其一。相关文字网上出现过，顺手拈来让大家看看。

“胡适《留学日记》中说：‘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译名，其实不甚的确。此制与吾国历史上所谓‘封建’者有别。今以无适当之名，故暂用之。吾问朝河君日本学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时佃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样，其实亦不成名词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据制度’、‘割据制度’，似较‘封建制度’为胜。（《胡适留学日记》第394页）”

这段论述后还有以下文字：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引沈垚《落颿楼文集》捌《与张渊甫书》中亦云：‘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家，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陈氏著按语曰：‘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继信系，子敦之说是也。’（中华书局，1977，第5页）”

由此可见三位巨匠都是不赞成“封建制度”这个定义的。而陈先生提及的“封建阶级”，完全是来自于中文本意，乃受分封的王公阶层。此阶层在秦统一后被消灭，汉初虽然有过短暂的恢复，武帝之后灰飞烟灭，这与我们教科书中所谓“压榨剥削农民”的“封建阶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1949年后，大陆出于政治需要，“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论”成为分析历史的唯一方法，郭沫若的“封建社会”塞进了每个人的头脑。以郭氏为代表的学者对“封建阶级”的解释很高明，既回避英文的来历，又躲开中文的本意，而赋予新的内涵，即“封建阶级”就是“地主阶级”。如此，钱穆等人凭词义的反驳就错失了靶心。你可以说秦以后不是分封制度的“封建社会”，你也可以说秦以后中国不存在西方世袭的“农奴主”封建阶级，但是你能否定是地主阶级统治中国吗？既然中国属于农业社会，当然就无法否定。

于是，中国历史成了一部压迫与反抗，剥削与被剥削的血泪史。凡农民暴动就赞美，一旦黄袍加身就是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

当今的大陆早已不是“阶级斗争”时期的中国了，对历史的判断也有了很多新视角，二、三十年代的一批“反动学者”又得到追捧，七十年前的诸种思潮大有重演之势。这是一件幸事，百花齐放的学术思潮向来推动社会发展。

我无意更无资格加入某一阵营，但是万分感谢这个思潮的势头和状态。因为这场复辟我有了拨云见日之感。钱先生的人文论述我未必全部俯首，郭先生的斗争学说我也不是一概摒弃，然他们的交锋给我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岂不快哉？

凭借两位导师的教诲，我看到了一部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