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周刊

说起我们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为民族创造的璀璨文明而骄傲，如果说到皇帝，相信没有多少人喜欢和崇拜，反而不少人认为皇帝是丑陋的代名词，是万恶之源。在这些人眼中，中国历史成了伟大文明和丑陋皇帝结合的怪胎。这是历史的事实吗，稍加思索，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秦朝以后是什么制度？中央集权制，用郭沫若等历史唯物主义学者的话就是皇帝独裁制度，既然是独裁，那么中国文明不论是光明还是黑暗，皇帝都应该是第一责任人，怎么可以把“光明”拿走，把“黑暗”留给他们！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对思想家比如孔孟，不少人也是如皇帝一样的看法。与中国不同，美国是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世界，所以即便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美国人还是把最耀眼的光环赋予给了总统，美国历史成为拉什摩尔山上的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个人传记。如此“狂热”的个人崇拜，发生在一个民主制度国家，而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其实，无论什么制度的社会，没有崇拜和信仰都不是好事情。没有崇拜就失去了榜样、失去了骄傲、失去了感动，也会失去精神动力；没有信仰，道德就会沙漠化，除了不触犯法律，可以自私自利，可以漠视、侵犯社会公德，可以没有医德，也可以没有师德。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崇拜是难以控制的。然也，但是毛泽东犯了一个错误，崇拜不等于个人崇拜，除了崇拜，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还需要填饱肚子。

改革开放之后，崇拜的偶像消失了，信仰的大厦也坍塌了。本来我们拥有五千年的精神财富，可以迅速重建信仰和感动，可惜，意识形态的原因，现在的中国和清王朝前的中国一刀分成两截，当今的中国成了一个仅仅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新国家。

于是，凡属于清王朝之前的精神、意识形态范畴的学说、理论甚至人物，我们都不敢歌功颂德，都不能拿来所用，更不能发扬继承。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腐朽落后的大帽子。

于是，我们只有国学，同西学、同考古学没有任何差别的纯粹学术研究。我们的皇帝我们的思想家成了后辈们的玩偶，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坷德一样，是一个好笑的角色。至于历史的作用，要么是民粹主义喧嚣的喇叭，要么是梦想主义者们的遗精。这不是一个毛骨悚然的现象吗?除了中国，还要哪个国家这样对待他们的先人，对待他们的历史？

我们太无畏了，无畏到了可以把任何一个祖先孔子或是赢政当成茅坑里的石头随意踢来踢去。我们太无私了，无私到把忽必烈把康熙把内蒙国把东北把新疆把西藏割让出中国。我们太无知了，无知到一说起恢复儒学，就认为要恢复三从四德恢复长袍马褂。我们太弱智了，弱智到了是秦始皇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孔老二阻止了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发芽。

这一切都暴露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的身上。在远比我们民主开发的国家和地区，我看不到这些。

在香港在台湾在新加坡在除了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我看到的是虔诚——对华夏文明胼手胝足的敬仰。在美国我看到的是拉什莫尔山上四座伟岸的雕像，在日本我看到的是让他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靖国神社依然香烟缭绕，众生膜拜。

诚然，与继承传统文化相比，我更期盼祖国同列强们一样民主开放、民富国强，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民主和自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造成对皇帝偏见有很多原因，一个是王朝更迭特点，后来者总是否定前任，前朝皇帝的污点被无限放大，代代如此，所有皇帝都不能幸免。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中国自从用马克思理论取得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普遍真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成为一部阶级斗争的血泪史，皇帝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大敌人，既然是血海深仇的敌人，怎么可以有功劳？再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作祟，经历了文化革命之后，中国学术界染上了意识形态恐怖症和敏感症，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言论，要么逃得远远的装聋作哑，要么凡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一概否定。电视剧《汉武大帝》播出不久，被誉为文化界泰斗的王蒙和魏明伦祭出了曾打倒过自己的大棒子，认为文化界的皇帝热影响了中国民主化进程。这不是牵强附会吗？宣传历史伟人就意味阻挡了历史脚步？这同几十年前扣在王蒙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帽子有什么区别呢？社会进步不意味对历史割裂和背叛。当然，我理解王蒙的苦衷和民主心情的急迫，但是靠打压传统加速政治文明建设是一厢情愿。相反，越了解历史的真相，越认识到“封建皇帝”的伟大，才更有可能加速政治文明的脚步，如果两千多年前的榜样都无法超越，这个民族会有未来吗？